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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楷书的形成与发展初探(一)
作者:张传聚,查看该作者更多博文:更多博文  2009-05-15  评论(0)| 阅读(34514)

关于楷书的形成与发展初探


                                  山东大学 张传聚


    楷书概念,从广义上讲,凡具有一定法度,可作为楷模的字体都可称“楷书”。清刘熙载《书概》曰:“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如此看来,篆书、隶书、草书、行书诸体,书得优者,有约定的法式、规矩,皆可为楷模,从广义上讲,皆可做“楷书”理解。


    但从狭义上讲,楷书是指在汉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书体之一的楷体。楷书又有“今隶”、“正书”、“真书”、“正楷”之称。不同朝代,又有唐楷、魏楷(魏碑)等称谓。楷书,它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通行至今。


    楷书因由隶书演变而来,当时被称作“楷隶”,后经魏钟繇、晋王羲之改变体制,创作法则,楷隶至晋完全分流,成为两体,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为区别于“古隶”,晋时亦称楷为“今隶”,实指“真书”。唐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解释说:“字皆真正,曰真书。”历代多以钟繇、王羲之为“正书”之祖,但也有不同观点,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认为汉初“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到底谁为“正书”之祖,已难以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楷从隶来。六朝是真书的大发展时期,当时正处在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可谓百花齐放,姿态各异,好作品迭出,至唐已登峰造极,达到大盛。今人学楷惯以鼎盛时期的唐楷为法,其实,楷书在不同发展阶段,其结体和用线特点各有不同。因此,要全面了解楷书线条的变化特点和用笔,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楷书加以研究和审视,以便我们更好的继承前人楷书之优点,创新出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楷来。


    实践和考古证明,每次书写线条的变化都预示着新书体的产生。楷书萌芽早在汉代简牍中已见端倪,如西汉后期公元19年汉鸿嘉二年木牍中,便出现少量类似楷书的点画。约书于西汉后期成帝时的《武威礼仪简》,其书体虽是已成熟的汉隶,但已包含楷书成分。


    1972年秋、1976年夏、秋期间在甘肃居延原址出土的一万多枚汉简,总称“居延汉简”。它约为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100年前)和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后107年)作品,该简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居延汉简”的字体有隶书、章草与极少数的汉篆和装饰书体,由于这批简册多是基层下级卒吏的日常手记,属于汉代民间的书法艺术,大部分是书写率意,行笔粗犷、质朴、甚至潦草,但从这批简册中已看出也有少数字,波笔收缩或没有波笔,有些点画已具有别于隶书的情态,接近魏晋楷书面貌。正是上述民间书法,这些类似于楷书的点画和情态,不仅把汉隶推上了成熟和完善规范,而且孕育了楷书的形成。


    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的曹全碑,碑藏西安碑林,曹碑中用线不少近于楷书。东汉中平三年立(公元186年)明初出土的张迁碑,藏于山东泰安岱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此碑中隶书为了表达气势之美,有意压缩间架笔画的波挑动作,多用方笔,端正平直,字体严密饱满,笔画沉着有力,其用笔已开魏晋之风,点画可置于今楷中。总之,东汉后期隶书向“楷书”衍化的一支,是成熟楷书的萌芽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民族的纷争与融合,西北民族的内迁,中原人民的南移,此时由于道教的兴起以及佛教的输入,令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进入了活跃、融合贯通和拓展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是书体演变乃至整个书法大发展的一个高潮,孕育在两汉时代的草、行、楷诸体,均在这段时间内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而原盛行于汉代的隶书渐趋冷漠,秦代篆书则几乎寂然无闻。中国书法的五种书体,至此已经确立。


    就楷书而言,三国中的魏国名家辈出,以钟繇最为杰出。钟繇(公元151~公元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汉末官至尚书仆射,魏明帝时为太傅,人称“钟太傅”,死后谥成侯。钟繇是我国书法史上有突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书法家之一。与汉末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合称“书中四贤”。其书法楷体最优,人称“正书之祖”,钟繇字结体自然,茂密幽深,被形容为“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宣示表》是钟繇代表作品之一,系单刻帖,无款,传世贴为王羲之所临,小楷,18行。此帖,结体高古,字形趋扁,有隶书遗意。笔画圆厚,体势规整,法度严谨,笔意朴厚、纯朴,章法字密行疏,自然和谐,点画之间,刚柔相济,趣味无穷,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全。《荐季直表》为钟繇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亦是钟繇唯一传至现代的墨本书法作品。此系真赏斋拓本,结体高古,茂密,圆转活脱,章法疏朗,错落有致,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妙趣无穷。


    王羲之(公元303~公元361年),字逸少,东晋琅琊(今山东临沂市)人,临沂市有王羲之故居。王羲之五岁时,随王氏家族一起从琅琊百族南渡,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王羲之小时跟其叔王廙学书,他父亲王旷书法也很好,但在外地做官,后带兵打仗(王羲之七岁时)援救被匈奴人攻打的并州上党一带,兵败,从此下落不明。王羲之十岁时,他伯父王导发现他书法极有天赋,就将自己珍藏的钟繇《宣示表》赠给了他,他叔王廙又请卫夫人教他书法。由于学书得法、勤奋,后博览前代名家书帖,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真书得力于钟繇。


    王羲之改革钟繇正书,精研体势,形成了体取纵势,一变汉、魏书风,创造妍美流变的今体,形成了剑锋内.'的王派书风。其代表作是小楷《乐毅论》、《黄庭经》、《孝女曹娥碑》。《乐毅论》一向被誉为王羲之正书第一。传世楷书多为唐人摹本。王羲之正书书法,其点画线条方圆适中,匀整秀雅,利落开阔,书风还存有隶味,字结体与用线均巧妙自然,取自然万象入书,潇洒生动,小字有大字体段。王羲之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巨大贡献,对日本书法界也有深刻影响,羲之书法不仅见重当时,后世更尊之为书圣,载誉千年,至今不替。


    王献之(公元344~公元386年),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原籍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工书,兼擅诸体,尤以行草为最,与王羲之并称“二王”。其书法豪迈俊美,进一步改变了汉魏古朴的书风。唐张怀瓘《书断》谓献之于行、草之外,别创新体。“非草非行,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施伸纵,超逸悠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韵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关于两王之比较,张怀瓘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活,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又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洛神赋十三行,王献之,小楷,真迹传至宋代,仅存13行,故简称《十三行》。宋、元时有两种墨迹流传,一为晋麻笺本,南宋时藏内府中,后归贾似道,贾氏刻于玉版(世称《玉版十三行》),元时归赵孟頫所有。另一墨迹硬黄本,后有柳公权等人跋,赵孟頫定为唐摹,论者疑即柳公权所临。两种墨迹俱已失传,从石刻本看,无柳跋者字迹秀劲开朗,顾盼生姿,出于晋麻笺本。此帖翻刻极多,传世墨本以碧玉版本为精,碧玉版本原石于明万历(公元1573~1619年)时出土于杭州葛岭,石色浑暗,誉为“碧玉”。前有“晋中书令王献之书”八字,后有二字印文,玉版十三行楷书与王羲之楷书相比,线条圆润,挺秀劲健,骨力外拓,结体峻拔奇巧,秀逸萧散,格调高雅,其妍美之姿远过王羲之书,是楷书中追求写意书风的经典作品,字虽为小楷,但有大字气概,此作品在楷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元赵孟頫《佑圣观捐施题名记》楷书,此刻楷法瘦硬,与通行诺碑不同,线条圆润,点画微瘦,结体修长,有豪迈俊美之气,可以看出此题记是从王献之玉版十三行中脱出。


    王献之书法与其父齐名,被称为“二王”,王派楷书,自东晋以来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楷书,不少碑刻都有王派正书风格,南北朝时期的楷书,大体有以下几种风格:


(1)    精劲秀雅风度超逸。


此类是继承王派楷书风格,以王派楷书为代表。王派书风是由王羲之改革钟


繇真书而成,唐张怀瓘《书断》称“钟繇书、、、、、、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曲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而王羲之改革钟繇正书,在继承钟繇真书优点基础上,又精研体势,形成了体取纵势,一变汉魏风格,创新妍美流变的今体。形成了敛锋内.'的王派书风,由于钟繇与王羲之二人对我国书法艺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后世并称“钟王”。后王献之在书法上又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后世又称为“二王”,与其父王羲之齐名。王派楷书,自东晋以来直接影响南北朝楷书,不少碑刻都有王派正书风格。


(2)    方正峻利,雄强粗狂。


此类似《始平公造像题记》、《杨大眼造像题记》、《张猛龙碑》为主,上述碑


造线用笔中、侧锋兼有,以方笔为主,行笔率意任情,大刀阔斧,起收果断有力,斩钉截铁,棱角分明,干净利落,造成一种峻利粗犷的线条,结体方正,有雄强剽悍之概,明显透出北方游牧民族的风貌。其中《始平公造像题记》造线,具有灵动的行书笔意;《张猛龙碑》用笔方峻,线条硬朗,有直来直去的特点;《杨大眼造像题记》用笔多变化,介于上述两碑之间,结体内敛团聚,有趣味。形成了魏碑极为突出的风格特点。


(3)    浑厚圆健,遒劲奇逸,雍容超凡。


此类碑刻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为代表。《泰山经


石峪金刚经》据考为僧安道一所书,圆笔遒劲,雍容超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誉之为“榜书之宗”,取线不见方折,用笔重含蓄,浑厚丰满,不露锋芒,提按顿挫中饱含着浓厚篆隶遗意。行笔沉着舒缓,结字宽博疏放,欹侧自然,平和静穆,给人以冲淡,雍容超凡的气度。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原在山东汶上县白石乡水牛山上,今藏县博物馆。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认作北齐末遗物。该碑笔调高雅脱俗,结体楷意多隶意少,意态奇逸,用笔扎实特别,深厚圆健,结体洞达,八面沉稳,出以丰腴,有一种灵和之致,此碑对后世影响很大,颜真卿书体处于此风。


(4)    温厚淡穆,结体意博端庄。


此类以《郑文公碑》(上、下)、《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等为代表的刻


石,清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真文苑奇珍也。”康有为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中品评北朝刻石时,将《云峰刻石》(郑文公碑为《云峰刻石》中著名碑刻)称作圆笔之极轨,列入妙品上。《郑文公碑》用笔方圆兼备,笔意内含,用笔以中锋为主,笔画工丽丰满,结体宽博端庄,重心居下,线条粗而不肥,细而不瘦,圆韧见长,造线是,见行草笔势,所致随意,笔画轻柔舒展,姿态如随手拈来,自然得体,但寓匠心与自然之中,故体势转侧,有“云鹤海鸥之态”。


《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相继刻于北魏熙平二年。用笔方圆兼备,以方


笔为主。但起收转折含蓄、文雅,圆润蕴藉。笔法灵动多变,起收笔重,中间略轻,动感极强。


北魏刻石大都有粗犷、豪放、雄强、剽悍、斩钉截铁的风格,而《郑文公碑》、


《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等却截然不同,他们却有冲淡灵秀的风貌,“有六朝韵致而无其习气”,以“两晋风流”和“结体庄和,风神爽朗”名世。他们一般横画皆顺势切下,以方笔露锋取势,而后顿笔转锋,缓行缓提,至中后逐渐加力重按,再按转笔锋,以俯势回锋收笔。线条均匀,细劲,清朗,撇、捺,铺毫而敛,方而圆,劲而柔,笔画波、磔、起、落处都很含蓄;主笔则多用重、涩、篆、隶之法,耐人寻味,一笔之中俯仰提按,因势利导,恰到好处。对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徐浩、颜真卿书法都受此影响。


(5)    庄和秀劲,整饬精美。


这类碑刻以《张黑女墓志》,《马鸣寺碑》,《萧瞻碑》为代表,虽与《郑文公


碑》、《崔敬邕墓志》等碑刻书风有相同之处,但用笔和造线,尤其在神韵追求上却与上诸碑有很大差别。


《张黑女墓志》用笔方圆兼备,化篆、分入楷,钩挽折挫,随意参差,一任


天然,造成质朴、峻秀、戈钩含蓄、圆劲,既峻利又圆静,在六朝墓志中,是横势的典型。章法行密字疏,即疏朗又静密,给人以雍容洞达的气度和质朴峻秀的气息。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称它“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马鸣寺碑》用笔方圆兼备,转角方折,波捺饱满锐利,侧、掠及弯钩,略


带弧形,方圆对比,刚柔相济。造线丰厚遒劲,横画波掠线条舒展,且横画均左低右高,厚重部分都偏右侧,故结体有欹侧,然而又具平衡稳定之妙,为“似欹反正”的动态平衡典范。章法疏朗宽博,字字突出,总的说来,此碑字既峻峭又富裕变化,字字精悍结实,醒目厚重,神采奕奕。康有为认为“马鸣寺侧笔取姿,已开苏(轼)派”。


《萧'z碑》,楷意十足,结体规范,生动稳健,风格与南北朝碑书法总体特


征一致,具有一种阳刚之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之“为峻美严整之宗”,该碑字中线条起收含蓄凝重,行笔锐利柔媚,捺、钩用力。线条婉转自然,字型方长,结体俊美,开欧、柳风尚。


(6)    恣肆奇逸,奔放怪崛。


此类碑刻如《石门铭》碑所示,随意落笔,因势而就,极其自然,无精心着


意之态和剑拔弩张的不足。该碑奇逸怪崛,耐人寻味,用线粗细均匀,用笔方圆并用,宽博舒展,雄强而又飘逸。梁启超在《碑帖跋》中称“《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


(7)    雄浑粗北,峻宕奇伟。


此类刻石以《瘗鹤铭》为代表,用线较粗,有雄健、凝重、深沉的韵律感。


横、撇。捺任情伸长,支撑整字框架,造成结体上核心凝聚,体势开张,时出险峻姿态;章法上表现了对大面积体势和平衡的追求,字虽为楷书,而略带行书意趣。清刘熙载《艺概》中称“《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若合一契”。宋黄庭坚行楷直接受其影响。


南北朝时代,是楷书大发展的成熟阶段。当时派别纷呈,佳品较多,王派书


法影响深远,魏碑楷书独树一帜。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对北朝书法艺术特点做过精彩概括,计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古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饱满。”并认为学习魏碑,“随便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众美。”


    楷书至隋唐,已进入鼎盛阶段,其实至隋就已成熟,主要标志是楷法的成熟,即王羲之“永字八法”传至智永已得到完全确定。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是楷书的大发展时代和成熟阶段,但却还含有隶意,而至隋代楷书不仅尽脱北碑隶意。而又完善了“王派”楷书,形成了“圆劲秀拔,蕴藉浑穆”的典型“王派”书风。虽然隋朝建国才三十七年,统一后统治只有二十九年,楷书成熟亦不及唐代,但隋朝楷书承前启后,楷法基本完善定型,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代表作智永《真草千字文》。


    智永,名法极,俗姓王,王羲之第七世孙,后出家为僧,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人称“永禅师”,其生卒年不详。其书法妙传家法,正、行、草诸体兼能,犹胜草书,“隋唐间学书者宗匠”,相传向他求书者众,以致其住处门槛被踏破,乃用铁皮包裹,号“铁门槛”。智永禅师其书法并非天成,乃精力所至,他习书极用功,仅《真草千字文》就写了800余本分送浙东诸寺,《真草千字文》据说是智永居永兴寺时所书,为正草并举的佳作,起笔锋芒毕露,收笔较为圆润含蓄,线条圆劲秀拔,笔画工整严谨,讲究法度;但行笔自由活泼,富于韵味。结体疏密,大小变化较大,楷书有既工稳缓慢又空阔疏朗,既清俊典雅又活泼灵动的美感特征,这正是由于集成了王派楷书风格所致,有的称书法自右军之后,书推智永第一。


    隋名刻石藏于河北正定龙兴寺内《龙藏寺碑》,为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刻,共30行,每行50字,另有刻有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共21行,每行23字的《董美人墓志》,为王派正书继承者。它是分隶向楷书过渡的一种书体,在隶楷演变中独具风采,即为尊碑者所重,又为崇帖者所珍。此碑用笔沉着,线条纤细瘦劲,以方笔为主,方圆并用,起收笔呈方棱,细味转折处,则呈现外方内圆,其结体方正有致,瘦劲宽博,婉丽遒媚,清疏冲和,可谓融拙朴、秀雅、宽博、幽邃于一炉,故为历代所推崇。为唐初欧阳询、虞世南等家取法。因此,尽管隋代正书缺乏显著特色,但它在发展史上是关键的过渡阶段,要认识和把握隋楷的点画线条和结构特点,可从智永《真草千字文》、《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中分析学习。


    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曾说,“《张猛龙》是继大令(王献之),《龙藏寺碑》是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龙藏寺碑》安静浑穆,风度端凝,得洞达之意,清刘熙载释:“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病。”康有为认为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且是“六朝集成之碑”。它对初唐楷书影响极大,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均从六朝碑中蜕出,尤其和隋代《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一脉相承。《董美人墓志》与《龙藏寺碑》稍有区别,它是上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楷新书风的典型作品,用线尚保留魏碑楷书某些特点,如方笔捺肥,结体多取横势且略向上倾斜,多“南帖”王派书韵,用笔方圆结合,方中见圆,方者圆劲厚实,圆者则秀媚挺拔;小至轻笔细画,仍显刚劲有力,多中锋行笔,骨秀肌丰,横细竖粗,结体松紧有度,除多取横势外,还因势构型,造成疏密参差,错落有致,整体和谐。已脱出北魏楷体,以崭新面貌出现在隋代,既是隋楷的楷模,又是唐楷的先驱,它直接影响了初唐欧阳询的书风。


    唐初楷书虽受《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北碑的影响,但其总的来讲均为“王派”楷书系统,故线条紧挺,外柔内刚,纤韧清瘦,潇洒俊美。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字伯施,赵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前半生历南朝陈和隋代,入唐年已花甲,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书法师承智永禅师,专心不懈,妙得其体,继承了“二王”书风,史书称其晚年正书与王羲之相后先,他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书论有《书旨述》、《笔髓论》等。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为六十九岁时所书,清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虞世南《庙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师。”虞书突出特点:线条细韧圆润,粗细均匀,坚挺而不露锋芒,转折含蓄无棱角。中锋用笔,笔力沉厚,端肃静穆,稳健从容,笔力遒劲,外柔内刚,自然精到,书卷自如,干净利落,无雕琢气。结体疏朗,气宇轩昂,给人以圆润清秀,安详淡远的美感。正如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所说:“虞永兴之《庙堂碑》风神凝远。”


    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字信本,唐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在唐初期任弘文馆学士,并任太子率更令。从小父母双亡,别人收养。欧阳询是初唐一大书法家,当时唐高祖李渊讲“想不到欧阳询书法都传到高丽国”,当时高丽国人拿钱买欧阳询作品。可见唐初欧书法之影响。欧初学“二王”,后受北碑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唐书》本传内评曰,“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即“率更体”。欧阳询61岁之前活动在隋代,其书最具隋书风貌,61岁后入唐,欧习字极用功,当他以重金购得王羲之教子习用“指归图”时如获至宝,日夜揣摩,喜而不寐,他看到好的碑刻,在碑前观摩,反复研究,在碑前席地而坐,几天后才回家,可见他学书之用功,难怪他日后成为一代大家。欧体刚劲峻拔,笔画清朗爽劲,用笔遒劲,结体清瘦峻整。其代表作《九成宫碑》,此碑是魏征撰文,欧阳询75岁时书,公元632年四月镌之,额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九成宫楷法精妙,被称为唐初楷书的最高典范。《九成宫醴泉铭》,法兼南北,既有晋朝“二王”清丽秀雅,又有北碑之遒劲雄强,刚柔相济,达到了相当完美程度。其用线突出特点:以方笔为主,起收处斩钉截铁,呈明显切笔棱角,唯竖折弯钩颇圆转含蓄,精妙秀劲。运笔静穆安详,中锋为主,中侧并用。线条瘦劲均匀,结体雍容婉丽,清瘦秀长,欧字打破静平衡,创出动平衡,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融丰腴朗润体方笔圆之妙。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为楷法第一,是欧书著名代表作品,中唐以后千余年来,习书不习欧,习欧不习《九成宫醴泉铭》碑的很少。


    褚遂良(公元596~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向史陵学书,甚得欧阳询、虞世南器重,后习右军书法,笔致瘦劲,结构疏朗,唐太宗李世民常与其一起研讨笔法。褚楷书以“二王”为主,又兼欧虞之长;另取法六朝碑刻,如纤劲秀美的骨力,直接源于《龙藏寺碑》笔法,而隶法表现又受北碑影响,但融合之妙,远远超过北碑,构成了褚楷法清远萧散,空灵无迹,瘦劲姿媚,温婉美艳而又略有雕琢浮薄之嫌的风格,褚书在唐人书法中影响很大。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系56岁时所书,是褚近学欧、虞,远溯二王,兼容魏碑汉隶集古生变,锐意出新,形成了自家风格的成熟代表作品。另褚遂良的楷书墨迹《倪宽赞》(部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用笔较活泼,粗细变化清晰,捺处强调夸张,在正书中有行书笔意,篆隶之味,其笔势翩翩,笔意婉美,似瘦却丰,似柔却刚,可谓遒劲而秀丽,结字宽博疏朗,匀停工雅,赵孟頫赞其“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非尘世人所能相比。有的称褚书“婉媚遒劲,波拂处蜿蜒如铁线,宋“瘦金书”当受其影响无疑。


    其次“初唐四家”中尚有薛稷。薛稷(公元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山西荣河)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薛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忠实继承者,以欧、虞为基础,重点吸收褚之纤劲用线特点,揉入北碑笔画实书的用笔特点,从而变褚书空灵无迹为瘦劲实对,改褚行书入楷,为实笔作楷,故更突出和夸大褚书的特点,用线瘦劲更刚硬。晚唐柳公权的“柳体”和宋代赵佶的“瘦金体”均从此碑中发现了自己面目,


    总之,初唐楷书,是对“二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妍丽、险劲一派书风的总结,“初唐四家”用线均贵瘦劲细韧,结体追求端庄清媚,书法用笔,结体很讲究法度,这与国家初定提倡节约,以法治理与“贞观之治”是分不开的,因为书法它要受环境的影响,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中唐开始,唐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变革阶段,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年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时期,社会审美观发生了变化,崇尚雍容华贵,丰腴肥硕,美女也以肥腴雍容为最,杨贵妃就是肥腴雍容的典型代表,这自然影响了书风,因此中唐以后,书法用线由瘦硬而变肥腴,结体由端庄清媚而变得雍容宽博。天下书自此多肉,即由贵清瘦而尚肥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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